序章

我們都沒有別的地方

三年之間，我們兩度重返這塊土地，許多人告訴我們，留下來是因為「沒有其他地方去了」，這句話對巴勒斯坦人來說，反映了地域限縮和經濟的窘迫；對以色列的猶太人則是「應許之地」的捍衛。願意坐下來跟我們說話的人，包括Nova音樂節與基布茲的倖存者、房子在我們抵達前兩天被拆掉的家庭、替孩子與父母做心理支持的研究者、把近2千份證言建成檔案的紀錄片團隊，以及選擇站到自己社會對立面的以色列行動者。我們把重點放在人的故事，從受訪者的生命經驗思索韌性如何展現，又付出了什麼代價。

95%的天堂，5%的地獄

以色列最北端的小鎮梅圖拉（Metula），距離黎巴嫩邊境圍籬只有幾百公尺。七月的傍晚五點多，炎夏氣溫稍降，街上安靜得聽得見自己的腳步聲。我們困惑著這裡還有多少人住，Bela咖啡館老闆娘米莉（Miry）笑著說：「大家還在上班。你們星期四再來，這條街上會有農夫市集，下午四點到晚上十點，整條街封起來辦派對。我們的啤酒車都準備好了。」

在我們抵達前的三個星期，這裡不是這個樣子。「你們如果三週前來，每五分鐘、十分鐘，就會聽到砲聲、鐵穹發射，或是火箭從頭頂飛過去。」

隨行辭典｜鐵穹

以色列的短程火箭攔截系統，2011年服役。它攔截的是空中的火箭；2023年10月7日的攻擊主力，來自地面越境。

米莉四十一歲，兩個孩子，十六歲和十三歲。2023年10月8日，也就是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南部、屠殺與擄掠震驚全世界的隔天，以色列政府下令撤離北境邊界城鎮。他們全家人離開梅圖拉一年四個月，咖啡館被軍方徵用為指揮部。2025年3月1日，米莉一家人回到鎮上，12月咖啡館重新開張。但在這之前，她先去服完了後備軍役。

「我去了敘利亞，第二輪在黎巴嫩。」她說得像在講排班表般輕鬆。米莉的丈夫在戰爭爆發後接受徵召，進加薩將近六個月；後來夫妻互換，她投身軍隊、換先生顧家，兩週回家一次。以色列法律本不要求生育後的女性回役，是她自己申請回去的。「我們是以色列人，幾乎每個人都這樣做。」

問她怕不怕，她說：「這裡是95%的天堂，加上5%的地獄。我們希望那95%長一點。但地獄來的時候，你不能跑。」

瓦礫堆旁的回答

除了以色列，我們也越過綠線，抵達約旦河西岸最南端的貝都因社區烏姆海爾（Umm al-Khair）。就在我們到訪的前兩天早晨，11歲的歐德・哈薩林（Oudeh Hathaleen）正準備去國際NGO為當地孩子規畫的夏令營課程，卻眼睜睜看著推土機和以色列軍隊推倒自家房屋。以色列人說，法院有拆除令。

隨行辭典｜綠線

1949年第一次以阿戰爭的停戰線，因當年在地圖上以綠筆畫下得名。它不是正式國界，但國際社會以它區分以色列與占領區，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撒冷都在綠線以東。

「我一直哭，因為我的房間就在裡面。」歐德兩天後接受我們的採訪時靦腆地說。

三年來，我們兩度往返這塊土地，從黎巴嫩邊境到加薩邊界三公里處的貝埃里（Be’eri）基布茲，再越過檢查哨，到約旦河西岸的納布盧斯（Nablus）、雷馬拉（Ramallah）和烏姆海爾。我們和敵對陣營的兩方人民對話。

耶路撒冷舊城，一位坐輪椅的猶太長者說起2023年10月7日之後的以色列：「人們必須團結起來。我們在這裡，我們哪裡也不去，因為我們沒有別的地方。」

烏姆海爾的瓦礫堆旁，我們問11歲的歐德：你會搬走嗎？

「不。我不會走。我會在被拆掉的地方，把房子重新蓋起來，繼續住在這裡。」

兩個民族，同一塊土地，同樣的堅定。

韌性不是勵志故事

我們原本要找的東西，叫「韌性（resilience）」。這個詞在台灣越來越常被提起。同樣活在巨大威脅下的島嶼國家，我們想知道衝突之地的人們是如何「與威脅共存」的。以色列人自己也愛用這個詞，戰後常有人精神喊話「我們會重建家園」「我們會再跳舞」。巴勒斯坦人則有自己的字：sumud，阿拉伯語的「堅韌」。房子被拆了就重建，路被封了就繞路，留在土地上本身就是抵抗。

但真正坐到這些人面前，我們發現韌性並不是勵志故事。

在特拉維夫海灘上的訪談，靠著帶美食導覽維生的露蒂（Ruthie）說：「『韌性』和『創傷』是緊扣的。韌性，是『我們熬過了創傷、而且還得繼續活下去』的樂觀說法。」但許多人談了韌性，卻忽略了創傷並未就此消失。

而在馬薩費爾亞塔（Masafer Yatta），報導這塊土地二十多年的英國記者唐納德・麥金泰爾（Donald Macintyre）給了這個詞一個警告：「我曾經覺得加薩人的韌性了不起。但疲憊與匱乏累積到某個程度之後，再談『韌性』就變得很困難。」

韌性的代價是什麼？它靠哪些機制運轉？誰有資源堅強、誰連堅強的本錢都被拿走了？當「他們很堅強」成為世界不作為的藉口時，讚美韌性意味著什麼？

此系列專題的受訪者都有共同的經歷，他們的感受要從2023年10月7日清晨6點29分，一片突然布滿火箭的天空說起。

第一部｜屠殺之後

衣櫃裡的50分鐘

一名Nova倖存者的十月七日

Nova音樂節倖存者雅絲敏（Yasmin）從清晨的舞池，一路逃進貝埃里基布茲。她和男友躲進衣櫃，在槍聲與爆炸裡等待50分鐘；活著走出房子後，另一場與創傷、憤怒和失去信任的漫長搏鬥才開始。

舞池散場後，天空布滿火箭

10月7日清晨6點28分，雅絲敏坐在停車場的車裡，補完妝，換好衣服。她問身邊的男友塔爾（Tal）：「準備好回舞池了嗎？」

他們前一晚從北部開了三個小時的車，凌晨一點抵達加薩邊界雷姆（Re’im）的Nova音樂節。「我們玩得很開心，我記得很清楚。」快到清晨六點，她想回車上換衣服透透氣。塔爾說要陪她去。「我們又不是小孩，我可以自己去。但他堅持要跟。」

塔爾這一跟，成了兩個人命運的分岔，也是交纏。

隨行辭典｜Nova音樂節

2023年10月7日凌晨在加薩邊界雷姆（Re’im）舉行的通宵電子音樂節，數千人參加。哈瑪斯突襲當天，現場超過360人遇害、數十人被擄，是當日死傷最集中的地點之一。

整理完一夜派對的汗水，身體雖然疲累，但精神還很亢奮。他們開了車門、走了兩步準備返回派對場地，忽然整片天空布滿火箭。

「音樂還在放。我們抬頭看著天空。我們天真到什麼程度？我跟塔爾說：『糟了，派對被搞砸了。』我們還在生氣派對要提前結束。」來自黎巴嫩邊境的雅絲敏當下知道氣氛不太對勁，但她以為就像過去幾年，敵人射來飛彈，以色列的鐵穹總能攔下。

不久，擴音器裡有人宣布派對結束、要求所有人回家。雅絲敏看了一眼停車場，警覺地認為一定會塞車，必須快速離開，但反應的速度不及火箭來襲。火箭彈開始落在四周兩百公尺內，「巨大的爆炸聲，我們全都跳了起來。」她和塔爾起了第一次爭執：她要立刻離開現場，但塔爾想先臥倒躲火箭。雅絲敏贏了。「我在北部邊境長大，火箭我習慣了。」

雅絲敏回憶：塔爾車開得很好，但移動速度快不了，因為大量火箭彈不斷落下。上了232號公路，不熟路況的兩人誤闖進了貝埃里基布茲，只有五分鐘車程。

塔爾看見路邊有公共避難屋，兩人有了第二次爭執：他要停，她要衝。這次他贏了。避難屋旁是公車站，聚集了越來越多從音樂節逃出來的人，到七點左右約有四十人。「我那時候還很冷靜。我心想，再躲幾波火箭就結束了。」

一個朋友幫她點了根菸。就在那一刻，她聽見了不一樣的聲音。「不是火箭。是槍。」有人喊：這裡有恐怖份子，快跑。

她拉著塔爾上車。從後照鏡裡，她看見兩名武裝者朝人群掃射。「我心想，我碰上恐怖攻擊了。就像過去一年以色列發生過的那種，兩個人攻擊公車站，直到有人制伏他們。」她當時無從知道，那一天越境的哈瑪斯武裝人員數以千計。

開出三、四百公尺，前方所有逃難的車輛開始迴轉，駕駛們拚命打手勢。「我跟塔爾說，前面可能也有恐怖份子，跟著迴轉。」迴轉之後，貝埃里就在路邊。

「基布茲對我們來說就是家。我從沒去過貝埃里，但以色列的基布茲人是一個大社群，就算不認識，也會樂意提供協助。」他們決定進去躲避。事後她才知道，那是在上百名武裝者破門進入貝埃里的五分鐘之後。「我們等於是追著恐怖份子進去的。」

隨行辭典｜基布茲

基布茲（Kibbutz）是以色列特有的社區型聚落，居民共同生活、共同經營產業、兼具居住、農業生產與社區自治功能，部分基布茲後來也發展出工業、觀光等產業。由於許多基布茲位於邊境，也長期肩負國土開發與安全防衛的重要角色。

他們攔住幾名士兵求助，被指往一處公共避難室。躲了十分鐘，外面傳出尖叫。剛才那批士兵神色大變，其中一人看到他們，愣住了：「快離開，基布茲裡有恐怖份子！」

基布茲的大門已經封了。他們棄車在一處停車場。雅絲敏和塔爾開始逐戶敲門，「我看得出這是老人區：每戶門口都是同一款小車，屋子是舊式的。」

敲到了第四戶，門後有光，有人聲。她喊：「我是雅絲敏，這是塔爾，我是卡布里（Kabri）基布茲的人，求求你們幫忙。」

門開了。門內是一個剛睡醒、只穿著短褲、坐在輪椅上的七旬男人。

他叫阿迪（Adi），妻子哈達斯（Hadas）。兩人七十多歲，貝埃里的第一代，在這裡住了五十年。兩個從音樂節逃出來的陌生年輕人闖進他們剛醒的早晨，語無倫次地說外面有恐怖份子。

「他們說：放輕鬆，我們住這裡五十年了，火箭我們習慣了。」哈達斯煮了四杯咖啡。四個人就坐在客廳裡喝咖啡，窗外火箭紛飛。「一開始，他們可能覺得我們只是嚇壞了。」

上午八點，哈達斯讀到基布茲的WhatsApp群組：有恐怖份子進入基布茲，全體進安全室。四人擠進屋內的安全室，這是以色列住宅法定的強化房間，有電視、冷氣。雅絲敏開始傳訊息給家人：我們沒事，一對很好的夫婦收留了我們，等平靜下來就回家。

隨行辭典｜安全室

希伯來語稱Mamad。1991年波灣戰爭遭飛毛腿飛彈攻擊後，以色列立法要求新建住宅設置的強化房間，鋼筋混凝土牆體、防爆門窗。依所在地區，警報響起後居民有15秒到90秒不等的時間進入。

貝埃里群組的訊息越來越多讓人難以想像的狀況。「這個人說恐怖份子進了他家，快找人來。那個人求救。然後，不再回覆。」九點半，電視播出Nova音樂節人群逃亡的第一支畫面。雅絲敏打開自己的社群，看見一個又一個朋友傳出定位、傳出「我中槍了」，然後再無音訊。

「你看著這些訊息，你似懂非懂，卻無法完全掌握外面的狀況。」

槍聲進了院子

安全室的水泥牆雖厚，但仍聽得見爆炸，卻聽不出遠近。大約下午時分，雅絲敏去了一趟廁所，廁所是普通房間，有一扇窄窗。

「我坐在馬桶上，感覺到子彈打在這面牆上。是實彈，我聽見很多阿拉伯語的喊叫，看見很多腿在窗外走動。」

她回到安全室：「聽我說，恐怖份子就在你們院子裡。」五分鐘後，武裝分子切斷了整個基布茲的電力。此後三天，貝埃里沒有電。冷氣停了，電視滅了，網路斷了，房間又熱又黑。「我們從那一刻起與世界斷線。四個人坐著，握著手，發抖，等軍隊來。我當時相信軍隊很快就會到。」

兩個小時過去。哈達斯的手機突然湧進一批訊息。她輕聲地對阿迪說了些話，阿迪沒有回答，只是推著輪椅過去，握住安全室的門把。然後哈達斯轉過身，說了一句雅絲敏說她一輩子不會忘記的話：

「她用氣音說：孩子們，我之前跟你們說恐怖份子在基布茲另一頭，是想讓你們安心。現在，十戶人家正在求救。他們就在這裡。拜託、拜託安靜，讓他們以為家裡沒有人。」

剩下的，都是用耳朵聽到的

塔爾拉著雅絲敏躲進安全室的衣櫃。兩個成年人，摺進一個小小的空間。哈達斯替他們關上櫃門。

「我記得我做的最後一個動作，是從裡面拉住櫃門。從這裡開始，我要告訴你的一切，都只是用耳朵聽到的。」

兩分鐘後，整棟房子碎裂。玻璃、槍聲、大量的人在屋裡吼叫、大笑。「阿拉伯語我聽不懂，我只記得那句『真主至大』，還有歇斯底里的笑聲，還有他們把房子整個砸爛的聲音。那是一種你這輩子沒有感覺過的恐懼。我幾乎心臟病要發作了。」

武裝者攻擊安全室的門。阿迪在門內死死抵住門把。以色列的安全室門從內側握住便無法從外開啟，「撐得久，或許就能活下來」。槍托砸門、對著門窗開槍，持續了三、四十分鐘。

然後，門外響起一個帶著濃重阿拉伯口音的聲音，喊出屋主的全名：「阿迪，你是老人家，出來，我們不殺你，只是拍個照。」接著是一個說希伯來語的少年聲音：「阿迪、哈達斯，我是亞奈（Yanai），你們的鄰居，出來，他們不殺我們，只是拍照。」門外的是遭挾持的鄰居，以及他12歲半的兒子。

沒有人回應。雅絲敏以為他們放棄了。

然後是一聲巨爆。「我在衣櫃裡覺得自己死了。一分鐘後我發現我還活著，耳朵裡都是蜂鳴，身上落滿粉塵。」武裝者炸開了安全室。她聽見哈達斯呼喊阿迪，聽見有人命令他們把手放在頭上。

衣櫃的門被拉開。「他們把槍抵著我，我在最外面。我記得我在等那顆子彈。」

她被粗暴地拖出衣櫃。五十分鐘的黑暗讓她半盲，濃煙裡她認不出這是原來那間屋子，因為房子已經被炸得面目全非。十名武裝者用槍指著她，用阿拉伯語吼叫。她想起剛才門外有人說過希伯來語，就用希伯來語尖叫：「不要殺我！」

「突然其中一個人走過來，對我笑，說：放輕鬆，沒有人要殺你，我們帶你去加薩。我說不要，我不要去加薩。他說：我跟你一樣，我是以色列人。」

事後她得知那個人是一名以色列阿拉伯裔司機，當天原本載音樂節客人，同樣被擄。但在當下，她只看見一個「站在恐怖份子那邊」的阿拉伯男人對她說「我跟你一樣」。

她和塔爾被押到另一戶人家的院子。她數了數：連同押著她的十個人，這裡有大約五十名恐怖份子，步槍、肩上的RPG（肩式火箭筒）、掛滿手榴彈的背心。「我那天45歲，我讀了一輩子以色列的歷史。光是看見五十個恐怖份子站在貝埃里的一戶小院子裡，我立刻明白：我在一場歷史性的恐攻裡。」

院子裡還有其他人質。加上死者，一共15個人，一具屍體就躺在門口。

要死，就死得像個英雄

「我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第三代。我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全部從大屠殺裡走出來。我讀了一輩子那段歷史。」

被押到桌邊、槍口環伺的最初五分鐘，她徹底恐慌：我要死了，我的三個孩子怎麼辦。然後她做了一個決定。

「我對自己說：雅絲敏，你今天大概會死。不是每個人都能活到老。如果今天注定要死，那你有兩種死法，在恐懼裡死，或者死得像個英雄。我們都看過電影，那些人質電影裡，你會想當哪個角色？我告訴自己：把這一切當成一部電影，去演你想當的那個角色。做了這個決定，我就不再害怕了。」

她開始跟武裝者對視、微笑。「他們是年輕人，我的行為讓他們困惑。」下午三點左右，其中一人問她：你有以色列軍警的朋友嗎？她說：當然有，你們需要什麼，我幫你們。

哈瑪斯的隊伍當時已不相信自己能活著回去，想挾持更多人質與以軍談判。他們把一名人質的手機交給雅絲敏，撥打以色列的報案電話。荒謬的一小時開始了：恐怖份子讓她報警，接線的警察卻聽不懂她報的地址。他們三度把她押到馬路上，用她當人肉盾牌，逼她對著空無一人的街道喊：警察，你們在嗎？軍隊，你們在嗎？

沒有人回應。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，她呼喚的軍隊始終沒有出現。

第四次通話後，她被押回屋內時，一輛以軍吉普車駛過。她大喊。一分鐘後，大約十輛吉普車包圍了這棟房子。

「那是幸福的一刻。我的軍隊來了，我從早上八點就在呼喚的軍隊。」

然後，不知道哪一邊先開了槍。

上百發子彈在兩側之間穿梭。她躲在客廳沙發後面，武裝者占據每一扇窗還擊。「我被夾在雙方的火線之間四十分鐘。」軍方不知道屋裡有人質，朝房子發射了兩枚火箭彈。牆倒下來，孩子在尖叫，所有人都在尖叫。

爆炸後她想換個姿勢，腿一動，中彈了。

「我之前已經接受了死亡。但看著那顆小小的子彈，我崩潰了。我想：我要為了這麼小的一顆東西死掉，我的孩子要沒有媽媽了。那是那一整天，我第一次哭。」她回憶當時大約是下午四點五十分。

哭了五分鐘，她抬起頭。幾公尺外，一名哈瑪斯武裝人員看著她。他看見她中彈了。

「他用眼神和手勢告訴我：我看到你了，會沒事的。」這名武裝人員在她中彈後，用電話與那名和她通話一小時的以色列警察協商了投降方式。他隔著交火喊她：「Ta’al、Ta’al」，阿拉伯語的「過來」。

她冒著彈雨衝過那一公尺。他從背後抱住她，手臂繞過雅絲敏的脖子，兩人走出屋子，走上陽台。她朝士兵大喊：別開槍，我出來了。士兵命令武裝人員脫光衣服。二十支槍口對著他們。以色列軍隊喊了句阿拉伯語，鬆開手。一名軍人對她招手，她狂奔過去。

「他把我拉過去，說：你回到你的軍隊手上了。我立刻大哭。」

這名武裝人員被逮捕。屋內的戰鬥又持續了四個小時。最後，武裝者引爆炸藥自盡。那間屋子裡剩餘的人質，只有收留她的哈達斯從屍體堆中被活著找到。

「那間房子，倖存者是我和哈達斯，兩個人。其他十三名人質全部死亡，包括我的男友，塔爾。」

塔爾失蹤了三天。她打電話、找遍醫院。第三天，他的遺體被尋獲。她去了葬禮，然後是接下來兩個月，「每一天，我都會得知又一個朋友死了。」她在Nova音樂節失去了四十個朋友。

事件發生將近三年，雅絲敏接受我們採訪時，已經不再工作。她曾是會計師、財務主管；現在她大部分時間待在基布茲的家裡。「我以前是個朋友很多、永遠在派對上的女人。現在要我跟一般人坐著閒聊很難。」

活下來之後，信任不再

她一天哭十次。「10月7日以前，我幾乎不哭。大人一年哭幾次？現在我一天哭十次，每天。但我學會管理它了。等你們走了，我會哭。現在我可以撐住。」她會在塞車時看到一輛Toyota就全身緊繃，因為武裝者當天開的車就是這個牌子。大女兒曾經不准弟弟問起塔爾，因為「媽媽一講就哭，我們不能再看她哭了」。她說，是那一刻讓她決定在孩子面前重新撐起這個家。

訪談裡她提到，對很多事情失去了信任。「恐怖份子是壞人，他當著你的面說要殺你，我對他沒有期待。但我的政府、我的軍隊、我的警察，一直告訴我他們保護我。那一天是徹底的混亂。我活下來，只是因為其中一個恐怖份子開始利用我。」她說讓這些恐怖份子衝進以色列土地的政府該進監獄，「不是去領退休金，是進監獄」。

面對敵人，雅絲敏仍有恐懼。她認為加薩「整個世代都被洗腦」、需要「一整代人的再教育」。這些話語裡的憤怒，正是創傷在一個社會裡最深的痕跡之一。

訪談的最後，她說起現在的「工作」：在以色列各地、甚至受邀到美國演講，一遍一遍講述那一天。「我知道我為什麼活下來了嗎？我不知道。但我有一個瘋狂的故事，和一種說故事的天分。人們會坐著聽一個半小時，動也不動。」

說故事，是她的自我療癒。她要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勢必成為另一個猶太人歷史傷痛的重大事件。

第一部｜屠殺之後

活下來以後

貝埃里倖存者為餘生尋找答案

屠殺近3年後，貝埃里基布茲的倖存者仍在回答同一個問題：為什麼自己活了下來？兩名家園倖存者把答案放進記憶、對話與重返家園的選擇裡，試著替餘生找到意義。

貝埃里基布茲距離加薩圍籬約三公里。2023年10月7日，上百名武裝者在這裡逐屋屠殺，全基布茲約十分之一的居民遇害。三年後，倖存的社群多數還住在政府為他們新建的臨時聚落裡。我們在那裡訪問了其中兩人。他們的家都奇蹟般完好，家人都活了下來。但「活下來」之後，他們開始為自己的倖存尋找意義。

問錯的問題

貝埃里社區內，武裝者一戶一戶進去。「但我的房子，他們跳過去了。我不知道為什麼。」亞尼夫・哈蓋（Yaniv Hagyi）的兩個成年孩子分別住在基布茲裡自己的小公寓，也都活了下來。「全家倖存，這在貝埃里是罕見的。」倖存者之一的亞尼夫談著自己的經歷。

災後的頭幾個星期，他反覆問自己：「為什麼是我活下來？」

「我比我的鄰居阿德里安娜好嗎？她是助產士。我比較幸運？是奇蹟？是某種屬靈的事？我不知道。」

幾週後他得出一個結論：「我問錯問題了。問題不是『為什麼我活下來』，而是『我要拿倖存這件事做什麼？我要給我的倖存什麼意義？』」

「我現在坐在這裡跟你們說話，就是那個意義的一部分。」

採訪當天，亞尼夫自己的故事，充滿他所謂「同時為真的兩種感受」。身為父親，他被鎖在安全室裡，離孩子的公寓兩、三百公尺，卻一步也出不去，「我的角色是保護家人，那一天我保護不了，我徹底無助。」但同一天，隔壁鄰居的房子被縱火，那位母親帶著三個小孩從窗戶逃出來，躲過武裝者，跑到他家，他開門把他們拉進來，救了四條命。「我又覺得自己充滿力量。無助和力量，同時存在，都是真的。」

亞尼夫曾是基布茲的社區主席。撤離到死海飯店的第一天下午四點，他就把八十個貝埃里人集合到大廳開會，分配後勤、車輛、藥品。忙完之後，他看到一位自願趕來的心理師站在圍籬邊，走過去說：「我本來不覺得我需要治療，但我想我需要。我有二十分鐘。」

那二十分鐘裡，心理師幫他把腦中的混沌分成三格：哪些是過去，哪些是現在，哪些是未來；他對自己、對家人、對社區的責任各是什麼。「在被攪亂的腦袋裡，有人幫你把東西歸位。」三年來，他每週跟這位心理師談一次，沒有間斷。

對亞尼夫來說，事發之後一直到接受我們採訪的當天，他的創傷沒有離開過。他會在開車時看見路上流過的水（雨水或灌溉水）轉為一片血色，「在我腦中它變成血，順著街道流。我對自己說：那不是血，是水。呼吸。然後我呼吸，讓自己平靜。」

亞尼夫說人們告訴他，他在那一天過後變老了。「我以前不懂『嚇得要死』（scared to death）是什麼意思。現在我懂了，像一輛車打空檔踩滿油門，引擎在燒。」

「我得跟這道傷痕活一輩子。面對它是我的責任，為了當一個好丈夫、好爸爸、好的社區成員，我得先照顧自己。」

120萬則訊息，拼回破碎的一天

亞尼夫為自己的倖存找的意義，是把屠殺當日的各方訊息統整建檔，讓所有人可以更有系統地了解整起事件的經過。

「我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WhatsApp檔案庫。」10月7日當天，以色列西內蓋夫地區所有社區（各基布茲、莫夏夫、城鎮、保安隊）的WhatsApp通訊，被他成立的NGO（710Memorial.com）蒐集起來，至今超過120萬則訊息。那一天，WhatsApp是求救的管道、告別的管道、保安隊互相調度的通訊系統。「有人用WhatsApp說再見。」

「一個在創傷裡的人，必須擁有自己的故事（own his story）。」亞尼夫說，倖存者幾乎人人帶著罪惡感，那天做了什麼、沒做什麼、傳了什麼、沒回什麼。「罪惡感是創傷的症狀。當我把訊息交給他們，對他們說：你看，你那天做得多好，媽媽，你看你怎麼照顧孩子；鄰居們，你看你怎麼照顧社區；你看你的故事，你是英雄。我看著他們閱讀訊息，終於能夠好好呼吸。」

他的團隊用純WhatsApp訊息剪了一部關於二十位女性的短片：那一天，女人們如何成為社區的指揮中樞。「如果我做的事能幫別人從創傷裡痊癒，同時也治療我自己，那很美。」

吉普車上，女兒說原諒

亞尼夫說了一個關於女兒的故事，說明那種「同時為真」的極端感受。

亞尼夫說小女兒從出生起就活在敵人不定時轟炸的生活裡：警報響起，十五秒內要進安全室。幾年前的某次警報，時任社區主席的亞尼夫判斷女兒「情緒很穩定」，留她一人在家，自己出門救援困在幼兒園的家庭。但他沒想到，女兒自此之後的兩個星期走不出安全室。後來女兒對他說：「爸爸，當你要在工作和家人之間選擇的時候，你選了工作。我知道為什麼，你對社區有責任。但我這輩子沒辦法再信任你了。我變成這樣，是因為你。」

「我帶著這份罪惡感活了好幾年。」

10月7日晚上，亞尼夫全家跟著救援者衝上吉普車突圍，車外是槍火四射和手榴彈爆炸聲不斷。當時以為自己就要死掉的女兒，在黑暗裡對他說：「爸爸，我原諒你。我愛你。我原諒你。」

「那一秒，我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。在10月7日，在發生了那一切的那一天。這一分鐘，對我來說是奇蹟。你問我還有沒有真正快樂的時刻？有，和大哭的時刻並存。我活著感受到了人生的完整光譜，從最悲慘到最幸福。也許這就是人生。」

亞尼夫面露驕傲地說，屠殺事件發生後，那個在安全室裡協助過度換氣的鄰居母親恢復呼吸的，是這個「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」的女孩：「看著我的眼睛。我數到三。吸氣，一、二、三。吐氣，二、三。」那家人直到今天都還叫她「我們的守護天使」。將近三年過去，這個女孩已經高中畢業。

被政治光譜另一端的人救出來

我們訪問的第二位貝埃里倖存者是名歷史學者艾隆・鮑克（Alon Pauker），他自稱「左派、社會主義者、世俗派」。10月6日晚上，貝埃里剛辦完建村77週年的慶祝會，1946年，貝埃里是猶太屯墾運動「一夜十一據點」行動中最大的一個。「我們一直把這裡當成天堂。」

隨行辭典｜一夜十一據點

1946年10月，猶太屯墾運動趕在英國託管當局劃界之前，一夜之間在內蓋夫沙漠同時建立11個聚落。貝埃里是其中之一，這段歷史是基布茲居民身分認同的起點。

隔天清晨6點30分：槍聲、警報、地獄，同時出現在艾隆的生命裡。他和妻子在安全室裡守了一整天，沒食物、沒水、沒廁所。「那天剛好像贖罪日。我不是虔誠保守的教徒，但我跟太太說：今天我們就當守齋。」他們透過WhatsApp看著鄰居一家一家被殺、被燒、被擄。「不是猶太人的大屠殺，但那是一天的大屠殺。」

晚上九點半，當兵的兒子來電：我沒事，有一支小隊會去接你們。深夜，兩名「士兵」把他們從安全室裡接出來，帶出基布茲。兒子叮囑：把頭低下，別看。「我什麼都沒看。我太太抬頭看了一眼。」

三週後他才知道：救他們的不是士兵，是兩兄弟和一個姪子，來自約旦河西岸屯墾區歐特尼爾（Otniel）的右翼宗教志願者，自己開車衝進火場，一晚上救出上百名貝埃里居民。隊伍的領頭人、曾任軍官的埃爾哈南・卡爾曼森（Elhanan Kalmanson），隔天早晨在最後一次救援行動中陣亡。

艾隆認為要理解屠殺事件對他的重量，就必須理解以色列內部的裂痕。「我們是左派，他們（執政者）是右派；我們是世俗派，他們是宗教徒；我們反對占領西岸，他們就是屯墾者本身。這不是一個意見的分歧，是整張政治地圖的兩端。」10月7日之前的那一年，以色列正因司法改革陷入建國以來最激烈的政治內鬥，數十萬人上街。「有人說，哈瑪斯就是看著我們內鬥，才決定動手。」

隨行辭典｜司法改革

2023年納坦雅胡政府推動限縮最高法院權力的修法，引發連續數十週、數十萬人規模的街頭抗爭，以色列社會嚴重分裂。艾隆說「有人說哈瑪斯就是看著我們內鬥才動手」，指的就是這段時期。

「而我現在會去西岸，參加一個屯墾者遺孀的婚禮。以色列左派聽到，都無法想像。」

他去了卡爾曼森的家，和「另一邊」不同理念的人坐下來，發起了「內蓋夫—猶大山地聯盟」，這是西內蓋夫的左派基布茲人與西岸屯墾者的對話組織，針對以色列社會最急迫的議題逐條尋找共識，2026年7月9日滿兩週年。「不是他們把我拉到他們那邊，也不是我把他們拉過來，我們都在中間。當你明白每一邊都有對的部分，把對的部分收集起來，你就能鋪出一條讓八成公民都能走的路。靠分裂，這個社會走不下去。」

回家，是一個不合邏輯的決定

兩個人都已經準備搬回貝埃里。

亞尼夫承認這個決定「不合邏輯」：「我怎麼把家人帶回一個鄰居是哈瑪斯的地方？這不負責任。但貝埃里是我的一部分。我們在撤離的第一年，想要確認自己還有沒有選擇離開的能力。結論是：我出不了貝埃里。它屬於我，我屬於它。」他的兒子在撤離的兩年間根本沒離開過貝埃里。屠殺後第二天，基布茲印刷廠執行長帶著管理層回廠開印，「他大可躺在床上。有些人躺了三年還起不來，沒有人怪他們。但他起來了，而這件事告訴整個社區：生活會繼續。」

基布茲的政策也在為回歸鋪路，亞尼夫告訴鄰居們：回來吧，重建你的家。他說如果頭五年因為害怕想離開，基布茲委員會會把居民已經繳出的錢退還。「這樣人們才敢投資、敢回來。」

艾隆回家有個願望清單：「我會怕。但如果我看得見希望，我撐得住。」他的清單很具體：加薩不能再由哈瑪斯統治、政府必須換人、以色列必須與區域裡「不想傷害我們的力量」合作。「如果現在這條路繼續走下去，像土耳其、像匈牙利，年輕人會離開，這個社會會崩塌。不是一年，是一個世代。但它會崩塌。」

亞尼夫和艾隆都不害怕談論政治立場，似乎也凸顯了以色列的政治分裂正逐漸擴大。10月7日之前，亞尼夫是和平運動者，曾計畫在貝埃里的小動物園和加薩的動物園各養一批信鴿，讓兩邊的孩子在鴿子腳上綁紙條通信。以色列軍方說好，哈瑪斯拒絕了。「我以前相信，只要我們夠好、給他們工作和教育，就能相處。10月7日我親眼看到了答案。我不再夢想和平與和諧，但我同時知道，我們不能永遠打下去，總得有個分開共存的辦法。像一場婚姻，到了該離婚的時候。」

「每次新聞裡有人說誰對誰錯、誰好誰壞，我不買帳。世界把我看成壞人，但我知道我不壞。人生不是好萊塢電影，不是非黑即白。如果你把一切看成黑白，衝突永遠不會結束。如果你願意看進裂縫裡，透視進去，也許解方會出現。我真心希望世界學會這樣看事情。」

第一部｜屠殺之後

故事沒有階級

屠殺隔天啟動的證言計畫

槍聲還未完全停下，一群以色列紀錄片工作者已開始尋找倖存者。EDUT710收下近2千份證言，試著替破碎的記憶留下完整版本，也避免英雄敘事再次讓人失語。

在以色列，我們反覆遇到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：雅絲敏的巡迴演講、貝埃里企業家的WhatsApp檔案庫、基布茲YouTube頻道上一支支的訪談影片。這個社會積極地動了起來，在災難還沒結束時，就開始為災難建檔，這股動力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猶太人遭遇納粹大屠殺的歷史經驗。

因為這套「記憶的工程」，有個NGO組織成立了，叫EDUT710。Edut，希伯來語，意思是「證言」；710，10月7日。

10月8日，第一個群組上線

「攻擊發生的隔天，一群紀錄片工作者和影視業的人坐下來想：我們該做什麼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建了第一個WhatsApp群組，招募志工南下，蒐集證言。」執行長吉爾・萊文（Gil Levin）說。

三年來，這個組織錄下了近兩千份倖存者與第一線目擊者的影音證言，目標是一萬份。這股動力來自數百名志工（吉爾估算他們的工時價值一年約六百萬謝克爾，約台幣六千萬），加上國家圖書館的合作與私人基金會捐助，其中政府經費只占很小的比例。

從一開始，他們就立了一條與媒體邏輯相反的規矩：不要一兩分鐘的「金句」，不要煽情或獵奇的片段。「我們讓人坐在鏡頭前，講完整的故事。半小時、一小時、兩小時都可以。」

你躲了十幾個小時，那就是故事

第二條規矩，吉爾稱為組織的核心價值：故事沒有階級（no hierarchy of stories）。

「我們不特別去找有公共關注度的故事：英雄事蹟、暴行、謀殺。每一個經歷過那天的人，我們都鼓勵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說出來。」他說，最常聽到的回應是：「『喔，我沒有故事，恐怖份子沒進我家，我家沒有人受傷。』我們說：不。你在安全室裡躲了十幾個小時。那就是一個應該被聽見、被記錄的故事。」

這條規矩背後，是他對「韌性敘事」最深的警惕。「你一開始跟倖存者談英雄主義，他們就消失了，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是英雄。那一天，大多數人感覺到的只有無助、受辱、無能為力。如果要為未來建立真正的韌性，你必須承認和給空間的，恰恰是這些負面感受。」

隔天開始，足足快了40年

EDUT710的訪談方法，承襲猶太裔美籍精神科醫師多里・勞布（Dori Laub）的做法；他是1970年代末開創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影音證言方法的先驅，其後大屠殺紀念館（Yad Vashem）、史蒂芬史匹柏（Steven Spielberg）的基金會都沿用其精神。

方法的核心不是「訪問」，是深度聆聽。「訪談者加入倖存者的旅程。我們只問一個真正的問題：『跟我們說說10月6日，星期五，前一天，前一週。』然後讓他自己走。我們不質疑、不對時間軸糾錯。如果他說事情發生在11點，而我知道其實是下午，我不會說。重要的不是精確，是人的經驗，是他所經歷的版本。」吉爾解釋他們的做法。

但有一件事，和納粹大屠殺證言不同的是：相關證言在事件過去數十年後才開始大規模錄製，EDUT710卻在事件發生後隔天就啟動。「我們必須發展出一套創傷知情（trauma-informed）的作法。」開錄前諮詢大量創傷專家；絕不勸說、絕不施壓。「如果他不是主動想說，我們不錄。所以來分享證言的人，都是因為這對他重要。」志工團隊定期團體會談，防範可能額外造成的創傷。

錄製證言的主權完全在分享者的手上：公開與否、誰能使用、用在哪裡，層層授權；約有一成分享者選擇「僅供研究」。吉爾說了一個例子：哈娜・佩里（Hana Peri），79歲，被擄進地道關押50天，一個兒子與她一同被擄、死在地道裡，另一個兒子在基布茲遇害。她錄了三個半小時的證言，兩年了，還沒發布。「因為她還沒準備好重新再看一次自己分享的證言，而她不願意在沒看過之前入檔並公開。但我們等她，不急。」

「創傷的核心是失控。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故事，是把故事的所有權拿回來。我們不能在這件事上，再讓它失控一次。」

一座用倖存者聲音說話的檔案館

在辦公室裡，吉爾讓我們看了檔案庫的測試版。他們與希伯來大學合作、以AI檢索技術打造的證言資料庫，已上傳約九百份證言，預計10月對外開放。

你不是「搜尋」這座檔案館，你跟它「對話」。我們當場試了一句：「告訴我，攻擊發生時，母親們如何保護孩子？」系統歸納出證言中出現過的幾種模式：立即掩蔽、安撫與隔絕資訊，每一條都連結到具體證言的具體秒數，點進去，就是倖存者本人的生命經驗。

「它只從證言裡學習，不知道證言以外的任何事，也不能生成任何內容。」吉爾強調。「它是一座用幾千個倖存者的聲音說話的檔案館。」研究者未來可以用它做量化整理，例如他自己好奇的現象：那一天，許多孩子在安全室裡陷入長時間的深度昏睡，像系統性的關機。「我想知道有多少父母回報過這件事。」

而在加薩邊界的納哈勒奧茲（Nahal Oz）基布茲（約四百名居民，EDUT710錄了一百五十份證言），證言被放上基布茲創建的YouTube頻道，一支一到兩小時，居民們坐著，聽自己的鄰居、看著自己長大的人，把那一天完整說一遍。

「創傷會把東西撕裂：撕裂記憶、撕裂自我、撕裂家庭和社群，因而造成事後的憤怒、互相指責、『為什麼你當時不』、還有那種『沒有人能懂我』的孤獨。而聆聽彼此的證言，是把碎片重新拼回去的方式。我們相信，聆聽本身，是對那場攻擊的人文主義回答。」

吉爾發起成立EDUT710的最終目標，是方法本身的輸出：「必須承認，世界上還會有下一場暴行，我希望到時候，別人可以從我們這裡學到怎麼記錄、怎麼建檔、怎麼讓這件事幫助療癒，把方法用到別的災難上。」科索沃已有代表團開始交流，幾座大屠殺檔案館也在跟他們學習數位化。

「說出來」真的有療效嗎？本古里安大學發展心理學教授芙洛琳娜・烏澤佛夫斯基（Florina Uzefovsky）認為：「保存紀錄，對我們有特殊的歷史意義。大屠殺之後，世界上一直有人不相信發生過的事。10月7日之後也一樣。這些證言檔案就是對這些否認歷史事件者的回應。」至於個人層次，她也強調：「對很多人，述說讓他們在自己的災難裡重新成為主動者，是有療效的；但對某些人，那是重新經歷一次傷害。因人而異，所以『絕不勸說』這條原則，是對的。」

第二部｜占領之下

房子被拆之後

11歲男孩說，他還要蓋回來

推土機拆掉歐德的房間，圍欄與檢查哨則一點一點切走村落與城市的日常。從烏姆海爾到納布盧斯，巴勒斯坦人的韌性並不抽象，它落在重建、繞路、上學與維持生計的每一天。

推土機來的星期二

2026年7月14日早上，11歲的歐德・哈薩林（Oudeh Hathaleen）準備走到住家對面的社區活動中心，參加國際志工替孩子安排的夏令營。推土機先出現，後面跟著以色列軍隊和屯墾者。

「他們說法院有命令，要拆掉這棟房子。沒有事先通知，就開始拆。」歐德不會說英文，我們的隨行嚮導在一旁把他的阿拉伯語轉成英文。

我們問他：「你就站在這裡看著？」

他點頭。

「你哭了嗎？」

「我一直哭，因為我的房間就在裡面。」

兩天後，我們站在那棟房子的瓦礫旁。被拆掉的還有廚房和接待客人的棚屋。碎石底下露出一隻童鞋，旁邊壓著幾本作業簿。歐德和兄弟原本各有睡覺的地方，現在只能擠在同一個房間。

歐德說話時很靦腆，回答也短。他原本在一旁看著大人受訪，後來主動跑向我們。事情才過兩天，他想讓外面的人知道，那一堆碎石裡曾經有一個屬於11歲孩子自己的空間。

我們問得很小心：「以後呢？你會搬走，還是把房子蓋回來？」

「我不會走。我會在被拆掉的地方重新蓋房子，繼續住在這裡。」

連小學都還沒讀完的歐德，被迫提早成長，說出大人的話：「我們不會想離開。我們就在這裡。會再蓋一次，如果繼續拆，就會繼續蓋。」

隨行辭典｜Sumud（صمود）

阿拉伯語「堅守」。1967年以色列占領西岸與加薩後，這個詞成為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語彙：不離開土地，本身就是抵抗。

一條路，兩種生活

烏姆海爾（Umm al-Khair）位在約旦河西岸南端的馬薩費爾亞塔（Masafer Yatta）。開車進入社區前，路的兩側插滿以色列國旗，連通往巴勒斯坦村落的路牌也被旗幟包圍。這是我們上一次來西岸時沒有看見的景象。

社區外只有一條馬路和一道圍欄，兩邊的生活卻完全不同。巴勒斯坦居民住在低矮老舊的房舍，有些屋頂以鐵皮搭建；圍欄另一側的新屯墾區，房屋整齊，道路和公共設施完整。巴勒斯坦居民無法跨過圍欄，從自己的社區走進隔壁社區。

居民告訴我們，屯墾者先把貨櫃屋放進周邊土地，接著有人入住，再逐步擴建。新的房子愈來愈多，羊群能走的路、孩子上學的路和居民能使用的土地也跟著縮小。

帶我們走進社區的是哈利勒・哈薩林（Khalil Hathaleen）。他說，烏姆海爾第一次遭拆屋是在2007年，至今已有超過96棟建物被拆，約300名居民都活在拆遷令的威脅下。以色列當局認定這裡的建物沒有許可，居民則反問：「我們在屯墾區出現前幾十年，就已經住在這裡。」

隨行辭典｜貝都因

傳統上在中東沙漠地帶游牧的阿拉伯族群。烏姆海爾的哈薩林家族自二十世紀中葉起在此定居，以放牧維生。

土地、羊群與上學路一起縮小

社區成員帶我們繞了一圈，說的都是很具體的損失。居民指稱，一年內有500多棵橄欖樹被砍；原有約3000頭羊，如今只剩700頭。放牧地和水源陸續被劃走，許多居民被迫賣掉羊隻，否則只能眼睜睜看著牠們餓死或病死。封鎖放牧、不讓餵羊是常態，我們採訪當天，就有一處羊棚只剩五、六隻羊，已經五天沒人能靠近餵食。哈利勒說：「越過屯墾者劃定的那條線，他們會攻擊你，軍隊也會攔你。」

社區沒有診所，最近的醫院在25公里外的希伯崙（Hebron）。電力主要靠太陽能板，因為無法接上電網。通往學校的路被封後，55名孩子有4個月無法正常上學。於是，社區把活動中心改成夏令營，讓孩子在裡面學英文、畫畫、跳舞和踢足球。

那座活動中心由奧德・哈薩林（Awdah Hathaleen）生前協助興建。他是哈利勒的哥哥，也是烏姆海爾長期對外發聲的代表。家屬說，奧德在2025年夏天，因為反抗以色列的屯墾擴張行動，遭屯墾者近距離開槍，倒地後救護車受阻，約半小時才抵達。哈利勒至今記得開槍者的名字，也記得哥哥躺在地上流血的樣子。

一名社區成員說，這些衝突早在2023年10月7日以前就存在。戰爭爆發後，他感受到的改變是屯墾者更常穿著軍服、攜帶軍方武器進入村落。「以前就有暴力，現在他們覺得政府站在他們那邊。」這是居民的指控，也是他們每天面對的恐懼。

烏姆海爾位在西岸C區，依《奧斯陸協議》由以色列負責安全與行政管治。居民遭到屯墾者攻擊時，只能向以色列警方報案。哈利勒說，警察有時候一兩個小時後才來，抵達後也未必處理攻擊者，「有時被帶走的反而是巴勒斯坦人」。

隨行辭典｜西岸C區與奧斯陸協議

1993至1995年的奧斯陸協議將約旦河西岸分為三區：A區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，B區行政歸巴方、安全歸以方；C區約占西岸六成面積，安全與行政皆由以色列控制。巴勒斯坦人在C區申請建築許可，幾乎不會通過。

報導巴勒斯坦地區超過20年的英國記者唐納德・麥金泰爾（Donald Macintyre）也在村裡。他5年前曾來採訪屯墾者暴力，這次沿著希伯崙一路南下，最先注意到的是沿途密集出現的以色列國旗。

「旗子是一種宣示。它讓屯墾者知道，國家的力量站在他們這一邊。」他說，馬薩費爾亞塔濃縮了整個西岸的處境，一邊持續擴張，另一邊用不離開回應。

被檢查哨圍住的城市

離開南部村落，我們往北走到納布盧斯（Nablus）。以色列的占領行動，在這裡沒有推土機的聲音，它藏在一道道檢查哨、鐵閘和被拖長的車程裡。

老城裡，一名做了幾十年生意的商人馬爾萬・阿布・加扎勒（Marwan Abu Ghazaleh）不願談大政治。「大家都知道那些事，我只想談生活。」他說，2023年10月7日以前，約旦河橋全天開放，進貨、出城、去約旦都還算順利。戰爭爆發後，城與城之間的道路被反覆封閉。

「我們現在活得像在監獄裡。檢查哨把城市包起來了。」

觀光客幾乎消失，店裡只剩本地客人，本地人也愈來愈沒有消費能力。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勞工失去工作許可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財政困難，公務員只能領到部分薪水。馬爾萬說，市場的問題已經從貨賣不出去，變成整座城市沒有錢流動。

他接著談起更少出現在新聞裡的事。「許多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都在生病。因為生活壓力太大，讓更多人出現心血管疾病症狀。年輕的孩子被困在城裡，納布盧斯就這麼大，沒有地方去。我兒子晚上想出去找朋友，我不讓他去，因為我怕他回不來。」

在360度破壞裡維持日常

此行我們也進到了雷馬拉（Ramallah）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社會發展部長薩瑪・哈瑪德（Samah Hamad）用「360度的破壞」形容戰爭後的生活。

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2026年4月資料顯示，西岸固定或間歇限制通行的障礙，從2023年初的645處增加到2025年底的925處。世界銀行則指出，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數，從2023年第3季約17.7萬人降至第4季約2.4萬人，2025年第2季回升至約4萬人；代收稅款扣減也持續壓縮自治政府財政。納布盧斯的馬爾萬所描述的市場停滯，正是這場財政與就業危機落到街上的樣子。

西岸通行障礙數量（處）

三年間，限制通行的障礙（檢查哨、路障、鐵閘等）從645處增至925處。
資料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，2026年4月

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數（萬人）

戰爭爆發後從17.7萬人驟降至2.4萬人，2025年第2季回升至約4萬。
資料：世界銀行

我們無法進入加薩，只能透過官員、國際組織和仍能聯絡上的受訪者理解當地。薩瑪說，許多家庭已經在帳篷裡度過第三年，糧食、藥品、飲水與衛生系統都嚴重不足。她談到2023年後出生的孩子時停了一下：「有些孩子到現在沒有吃過雞蛋、香蕉，沒有真正的蛋白質。他們人生剛開始的前兩年，就這樣過去了。」

薩瑪也試圖告訴我們巴勒斯坦人的韌性。高中會考沒有停，加薩學生在轟炸與斷網之間設法上線應考；失業的年輕人被找來清理瓦礫，有些人靠線上接案、寫程式維持收入。

現金短缺、加薩境內的銀行與金融機構停擺之後，由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導，開發出一款電子支付App：西岸把救助款存進系統，加薩民眾下載App、完成身分驗證，就能靠它扣款支付生活開銷。加薩雖然殘破，網路仍勉強運作、只是不穩；多數人有智慧型手機、下載得了App，沒有手機的人，就借親友的手機登入付款。

「主權是動作。」薩瑪說，教育、支付、清運和地方選舉，都是巴勒斯坦人在戰爭與占領下維持治理的方法。她每次下鄉，民眾反覆提出的需求只有兩件：讓孩子繼續上學，讓大人有工作。

訪談中，她三度提到台灣。她說，台灣和巴勒斯坦沒有正式外交關係，但來自台灣民間的援助確實抵達當地，多數是人道救援物資。她希望未來的協助能增加工作機會，也補上醫療與教育缺口。

第二部｜占領之下

走進圍籬另一邊

兩名猶太女性的選擇

兩名猶太女性走進多數以色列人不會踏入的巴勒斯坦村落。她們帶來糧食、薪水、課程與鏡頭，也因此付出與家人疏離、遭到威脅的代價。

我要見村裡的女人

凱蒂・巴爾（Ketty Bar）曾在以色列電視圈工作，家族是來自摩洛哥的猶太移民。2020年，她和其他女性成立反暴力組織，最早上街抗議政府腐敗。她們後來把問題往前追，追到以色列社會長年避而不談的占領。

「我們一直問，以色列社會裡的暴力從哪裡來。很多年，我們相信政府告訴我們的故事，也從來不進占領區。2021年，我們決定自己進去看，去問在那裡當過兵的兒子和丈夫，究竟發生了什麼。」

她第一次走進巴勒斯坦村落時，接待她們的全是男人。「咖啡很好，茶也很好，但我說，我要見女人。我看到這群人裡有40歲、55歲、70歲、85歲的女人，我們要跟她們說話。」

村裡的女人最初沒有出現，凱蒂來了幾次，彼此漸漸熟悉，她們才慢慢走進同一個房間。戰爭爆發、物資運送管道受阻後，凱蒂的組織募款購買糧食與藥品，再交給仍能進村的人運送。2026年初，她們和烏姆海爾的婦女約定，彼此照顧，於是在這裡推動新的計畫。

先讓日子有收入

凱蒂最在意的事情很小，也很實際。她們協助社區成立幼兒班，每天上午9點到12點，由6名當地婦女照顧2歲到6歲的孩子，而且支付薪水。

「錢不多，但她一天工作3小時，有薪水、有責任，也有人看見她的勞動。男人已經很久沒有工作，現在是女人把錢帶回家。」她們也聯繫以色列服裝公司，讓年長婦女承接傳統刺繡訂單。凱蒂說，刺繡能留下故事，也能換成一筆真正的收入。

受訪前一週，烏姆海爾的羊群被擋了5天，無法進入放牧地。凱蒂接到電話後，打給她認識的媒體人與民間團體。兩個小時後，一名軍官到場打開通道。她說，一名巴勒斯坦婦女看見羊終於有東西吃，站在旁邊哭。

「我告訴他們，這跟我從小相信的猶太文化差得太遠。不能一邊說自己是猶太人，一邊看著別人的羊餓死。」

她們接著整理奧德・哈薩林（Awdah Hathaleen）留下的活動中心。哈利勒問她，哥哥死後，這裡還能做什麼。凱蒂回答：「開一間圖書館吧，用奧德的名字。」她們開始募書、募玩具，也募修繕費，希望孩子能在被封住的上學路之外，多一個可以讀書的地方。

站到自己社會的對立面

凱蒂知道自己付出了什麼。「我家族裡90%的人不跟我說話。沒關係，我現在擁有的家人更大。」她笑得很大聲，現在的家人指的是這些巴勒斯坦婦女。她接著說59年的占領沒有換來安全，只留下更多死亡、拆屋和戰爭。

她期待以色列人的橄欖枝，承認這塊土地上共同生活的另一個族群。以色列人要先看見巴勒斯坦人在占領下承受的生活，也要理解「納克巴（Nakba，巴勒斯坦人的大災難）」如何留在另一個民族的記憶裡。「每個民族都背著自己的恐懼。至少，我們可以先看著彼此的眼睛。」

隨行辭典｜納克巴（Nakba）

阿拉伯語「大災難」，指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後，約70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的歷史。同一年，一個民族稱之為獨立，另一個民族稱之為Nakba。

拉比的女兒，守著這個村子

在烏姆海爾的夏令營裡，我們還遇見艾曼紐・西琵（Emanuelle Sippy）。她是美國猶太人，父親是拉比。她在村裡教英文、帶孩子跳舞，並參與「保護性陪伴」（protective presence）行動，也就是國際志工留在社區裡當見證者，希望鏡頭與外國人的身分能降低暴力。

「我們的原則是不要升高衝突。記錄、拍攝，必要時報警。」艾曼紐說，現場最棘手的情況是軍隊、警察和屯墾者之間的界線常讓居民無法分辨。警方有時不來，有時到了只站在一旁；軍方一旦宣布封閉軍事區，被要求離開的也可能是巴勒斯坦居民和陪伴他們的志工。

她把猶太信仰裡的兩個詞帶到村裡，Tikkun olam，修復世界；pikuach nefesh，人命至上。「身為美國猶太人，也是拉比的女兒，我要說：不要用我（猶太人）的名義，去欺壓這裡的人。妥拉（Torah）教我追求正義，在這個時代，我理解的正義就是站在受壓迫的人旁邊。」

這個選擇也讓她遭到威脅，有言語攻擊，偶爾也有肢體衝突。她說，最難面對的往往是熟悉的猶太社群，那些曾經餵養她、教導她的人。「正因為是我生長的群體，我更有責任回去說。」

凱蒂和艾曼紐沒有把自己說成和平運動的英雄，她們做的事情是打電話、運藥、守在鏡頭後面、替幼兒班的老師、巴勒斯坦的婦女找到薪水，再把一本本書搬進活動中心。這些事沒有讓圍籬消失，至少讓圍籬旁的日子多了一點空間。

第三部｜圍籬兩側

誰先替父母戴上氧氣罩

圍籬兩側的療傷落差

戰爭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父母都失去保護孩子的確定感，卻不是每個家庭都有心理師、熱線與支持團體可以求助。孩子承受相似的恐懼，療傷資源卻被國籍、道路與預算切開。

父母再也無法保證孩子安全

本古里安大學位在以色列南部貝爾謝巴（Be’er Sheva），距離加薩不到50公里。發展心理學教授芙洛琳娜・烏澤佛夫斯基（Florina Uzefovsky）長期研究親職與「心智化」，也就是理解自己和他人內在狀態的能力。2023年10月7日之後，她的研究突然落到自己身上。

「父母的工作，是給孩子一個安全的成長空間。10月7日把這塊地從我們腳下抽走了。我再也無法向孩子保證，他睡覺時不會有人闖進來傷害他，因為那真的發生過。」

她說，以色列父母集體失去了保護者的角色。警報、避難、徵召和撤離反覆進入家庭，孩子也用行為表達恐懼：尿床、退化、心因性頭痛和胃痛，或一步都不願離開父母。

孩子需要的是你的聲音

烏澤佛夫斯基參與的Duet計畫，把支援重點放在父母身上。團隊為撤離家庭設計危機課程，開設24小時親職熱線，也組成12週的家長團體。

她把心智化形容成一塊需要訓練的肌肉。孩子早上不肯上學、在門口尖叫時，父母先辨認自己被什麼觸發，再理解孩子正在害怕什麼。「那個尖叫聲可能讓你想起戰爭，但眼前的孩子需要你。你得把兩件事分開。」

連6個月大的嬰兒也都在她的研究範疇內。警報響起，父母把孩子從嬰兒床抱起來衝進掩體，也要一路對他說話。「他聽不懂內容，但他需要你的聲音。」

還有從前線返家的後備軍人父親。他離家幾個月，母親獨自撐起家庭，父親帶著創傷後壓力回來，夫妻和孩子都得重新適應。回家只是第一步，重新學會當爸爸往往更久。

警報停了，身體還記得

烏澤佛夫斯基受訪時引述一項研究表示，以色列家長約有40%達到臨床程度的焦慮或憂鬱，兒童的內化與外化問題也持續升高。她形容，新的戰事一來，前一次留下的壓力還沒有退，數字就再疊上去。

「父母是孩子與戰爭之間的緩衝。想救孩子，要先讓父母站穩。」她用飛機上的氧氣罩比喻，父母先替自己戴好，才有能力照顧身旁的孩子。

她也提醒政府，警報安靜後，心理支持才真正進入長期階段。「身體會記得。政府不能因為飛彈停了，就要求所有人立即往前走。」

圍牆擋不住創傷

烏澤佛夫斯基談的是以色列家庭。再看同樣的問題如何發生在西岸父母身上：納布盧斯父親不讓兒子晚上出門，因為他不知道檢查哨何時關閉；烏姆海爾的家長先擔心上學的路、救護車和房子，心理支持排在一連串生存需求後面。

以色列境內有教授、研究經費、24小時熱線和完整課程，受訪者仍一再說資源不夠。圍籬另一側的家庭也在承受創傷，能伸手抓住的制度和資源更少。夏令營裡的英文課、舞蹈課和幾名長期留守的志工，成了烏姆海爾孩子少數穩定的日常。

圍牆擋不住創傷，但療傷資源卻被圍牆、國籍、預算與道路切開。

烏澤佛夫斯基從以色列南部講到北部，再講到挨過伊朗飛彈的中部和遭葉門無人機攻擊的南端城市埃拉特（Eilat）。她說：「這幾年，每個地區都分到了自己的戰爭。」

她說的是以色列，但是在這整塊土地上的孩子，還包括巴勒斯坦。

第三部｜圍籬兩側

韌性也有用完的一天

一名記者的以巴20年

一名報導以巴超過20年的英國記者，曾以為自己會見證和平突破，後來只看見封鎖、戰爭與離開的人愈來愈多。他提醒，當苦難被寫成勵志故事，韌性也可能成為世界不作為的藉口。

20年前，他以為會看見和平

我們在烏姆海爾遇見了唐納德・麥金泰爾（Donald Macintyre），他曾任英國《獨立報》駐耶路撒冷特派員8年，也寫過一本關於加薩的書。現在他是獨立記者，機票自己想辦法，稿費只求打平開銷。我們遇到他時，他正採訪奧德遇害滿一年的故事。

2004年初到耶路撒冷時，同事問他想報導什麼。他回答：「我要來見證一場帶來和平與正義的外交突破。」說到這裡，他自己先笑了。「我錯得很離譜。」

記憶裡還有生活的加薩

麥金泰爾記憶裡的加薩城，有兩所主要大學，教育水準高，商業活躍，也有深厚的文化與歷史。2006年哈瑪斯勝選、封鎖逐步收緊以前，加薩商人和以色列客戶之間仍有綿密往來，有些人甚至成了朋友。

「封鎖沒有削弱哈瑪斯，他們可以從地道運送物資，包括軍用品；向走私貨物課稅。真正被傷害的是一般人，生意沒有了，和以色列的往來也沒有了。」

現在他進不了加薩，裡面的人也出不來，偶爾還能靠手機聯絡老朋友。有些人回了訊息，有些人再也沒有消息。「這場戰爭在全世界眼前進行。我們看得到，卻碰不到。人是斷開的，但幸好電話有時還連得上。」

談到2023年10月7日，他先說，那一天對以色列人是一場災難。接著他說：「後來發生在加薩的事，對巴勒斯坦人也是災難。我很難理解，整體性的毀滅如何讓以色列更安全。」

一個太容易被稱讚的詞

我們告訴麥金泰爾，這趟採訪想理解人們如何在長期威脅裡維持生活，也就是經常被稱為「韌性」的能力。他沉默了一會兒。

「韌性在這裡是一個很困難的詞。封鎖年代，我常覺得加薩人和西岸人的韌性很驚人，今天依然如此。可是疲憊和匱乏累積到某個程度，再用這個詞，就會變得很危險。」

他在加薩朋友口中愈來愈常聽到一句話：「這裡已經沒有生活。」沒有工作，經濟停滯，多次戰爭又反覆摧毀家庭。過去從未想過離開的人，也開始尋找離開的方法。

他停了幾秒，只說：「沒有人能把這稱作成功。」

記者可以走，住在這裡的人不能

我們也問他，一名記者要怎麼決定前進或回頭。他說起2012年的加薩。當時北部轟炸猛烈，他和兩名女記者準備前往一戶被炸毀的人家。一人覺得該回頭，她有年幼的孩子，他完全理解。另一人冷靜地說：「這就是我們來這裡的目的。」

「我不會為了冒險去冒險。但你想真正理解人們正在經歷什麼，就得承擔這份工作附帶的風險。風險要判斷，不能拿來表演。」

他說：「別忘了，我們來了，最後還是會走。住在這裡的人沒有地方可去，這裡就是他們的家。跟他們相比，我們過得容易太多。這句話對圍籬兩邊都成立。」

終章

留下來，是選擇也是代價

這趟採訪從一個問題出發：人們如何在長期威脅裡繼續生活？答案最後落在「留下來」三個字上。有人靠制度、心理支持與記憶工程站穩，有人只有一條被封住的路和被拆後再蓋的房子。

韌性不能取代責任

出發前，我們把「韌性」寫進採訪企畫，想知道長期活在戰爭威脅裡的人，如何繼續工作、養孩子、開店和回家。到了現場，最常出現的回答卻是疲累、害怕，以及沒有其他選擇。

特拉維夫海灘上的露蒂說，韌性是熬過創傷後還得繼續活的那一面；證言組織EDUT710的吉爾提醒，太快談論英雄，會讓真正感到無助的人失去說話的位置；麥金泰爾則告訴我們，匱乏累積到某個程度，人連維持生活的力氣都會耗盡。

以色列社會投入安全室、預警、心理熱線、家長團體與大型證言工程。這些制度無法讓創傷消失，至少讓一部分人有地方求助，也有工具整理記憶。西岸居民手上的資源少得多，他們把太陽能板架起來，把幼兒班開在被封住的上學路旁，把書搬進死者留下的活動中心。

兩邊的經驗無法互相抵銷。2023年10月7日的屠殺有清楚的受害者，加薩戰爭、占領與屯墾擴張也有真實的權力差距。把所有痛苦混成一句「大家都很可憐」，只會讓責任變得模糊。

就如同麥金泰爾說的，韌性這個詞有時候也很危險。當外界說「他們很堅強」，很容易順手把救援、政治責任和長期投入往後放。加薩人能撐下去，封鎖依舊造成傷害；烏姆海爾居民會重建，拆除令依舊改變一個孩子的生活；以色列人會回到邊境城鎮，焦慮與創傷也不會在警報停止後自行消失。

我們離開，他們留下

反思台灣，這趟採訪留下最具體的提醒，來自一個個看得見的機制。安全演練要從平時開始，心理支持要跟著災難走很久，社區需要能自己運作的互助網，孩子的穩定往往取決於父母能不能先站穩。這些工作都需要人、資金、制度和時間。

梅圖拉咖啡館老闆娘米莉告訴我們，星期四鎮上還會辦農夫市集，啤酒車已經準備好了。那是她回家後重新經營生活的方法。烏姆海爾的孩子也照常去活動中心上課，只因真正通往學校的路仍被封著。這可以說是韌性，但卻是從衝突與傷害而來。

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愛恨情仇，沒有人可以用幾句話就說得清楚，更無法把兩邊的個案放在同一把秤上比較。它們背後的歷史、責任和資源都不同。但親自踏上這塊土地，讓我們看見，新聞裡的戰爭告一段落後，住在這裡的人還得醒來、送孩子上課、找一條能走的路、等待救護車，再把散落一地的東西撿回去。

我們會離開，住在這裡的人得留下。